从事临床免疫及风湿病的医疗、教学、研究工作数十年，她探索多种自身抗体的建立和临床应用，提高了系统性红斑狼疮、类风湿关节炎、干燥综合征的早期诊断水平，是我国干燥综合征研究的开拓者和倡导者。她就是董怡，我国著名风湿病学专家，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教授。

20世纪70年代，董怡教授在北京协和医院参与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风湿免疫学组。筚路蓝缕，创业维艰，正是她与同事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探索，改变了我国无数风湿病患者的命运。每每想起董怡教授的创科经历，总能收获攻坚克难的勇气。

好多人说，协和的住院医师是“精雕细刻”出来的，要求很严。协和的住院医师会被分配到门诊、急诊、病房等不同地方轮转，有专门的教授带我们，我们定期汇报情况。虽然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，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体会:作为住院医师，一方面要掌握医生必要的技术，例如仔细询问病史、进行体格检查、分析病情等；另一方面要自己多学习，多动脑筋，不是问完病史、查完体、写个病历就完事了，还得思考怎么进一步为患者诊治、再完善哪些检查等等。

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上级大夫也会提供帮助，但更重要的是自己思考。住院大夫需要跟着教授看门诊，我记得我跟过心内科的黄宛教授出门诊。有一次他看完病人后问我:“为什么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时是一个隆隆样的杂音，而主动脉瓣闭锁不全的时候又是一个吹风样的杂音？你说说这是为什么。”当时我根本答不出来，只好到图书馆去看书，先认识心脏的结构，再了解心脏血液动力学，才知道血液经过不正常的地方发出声音有什么区别。上级大夫启发你，但是问题要自己去想，这样才会成长。

后来做了总住院医师，还要负责挑选大查房的病例，如何挑选？一定要有教育意义的，比如说是罕见病，大家需要了解知道。还有要选需要我们反思的，比如在处理过程中遇到困难，或者处理得不合适的。我记得有一位病人临床表现非常像胃癌，所以别的地方对他进行了胃癌的治疗，后来这个病人去世了，我们通过尸检发现，其实他患的根本不是胃癌！这个病例给了所有人一个教训:没有恶性肿瘤的金标准、证据、病理结果，绝对不能够按照肿瘤治疗。大查房的病例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够我一辈子想。

当时国内还没有风湿病科，国内的风湿病人常常要辗转多个科室求医。比如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，一会儿去看骨科，一会儿去看内科，却没有科室能收他。我见过有病人因为血管炎，脚上烂了很大一块。还有的病人因为血管炎，得了特别严重的虹膜睫状体炎，他去看眼科，眼科也没办法。

1980年，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正式建科，在15楼1层有了一间房间作实验室，大概就20平方米，但我们可是如获至宝啊，做实验在那儿，开会也在那儿。虽然条件有限，但我们满怀热情，憧憬未来发展。当时张乃峥教授带着大家在国内做自身抗体的工作，等到我和科里其他在外学习的同事回国，再加上有新的自身抗体被发现，我们终于将工作推进了一步。

随着研究的深入，很多以前大查房发现的问题，现在有了更好的解决办法。比如协和最早发现干燥综合征的患者，是在肾小管酸中毒的病人里发现的。因为干燥综合征的病人可以合并肾小管酸中毒，我们在对病房里的患者进行采血以后，发现他有干燥综合征的自身抗体，抗SSA和抗SSB，这就确诊了。再比如，很早以前内科大查房时，发现有一个病人是腹膜后纤维化，当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治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腹膜后纤维化。现在我们对腹膜后纤维化的了解很多了，查一下IgG4就知道，而且用激素很快就缓解了。可见，自身抗体对诊断自身免疫病是非常有帮助的。

所以医教研里，我觉得医疗是最容易的，作为医生，你只要多看病人，用心地看病，总能在医疗上创造一些好的事情。但是做研究是很难的，所以我个人把比较多的精力放在了干燥综合征的研究上。可以说，是协和的风湿免疫科从无到有地推动了我国干燥综合征研究。当然，学科的发展不能老盯着几个病，我们还逐渐开展了对白塞病、血管炎等疾病的研究。

现在，国内很多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带头人都是协和培养出来的，有的是从协和毕业的，有的是来协和进修过的。我们不仅在北京办学习班，而且几乎每年都去新疆、内蒙古、云南等地办学习班，这些地方的大夫不方便来北京，我们就自己去。效果还是挺好的，能拓宽大家的视野，虽然有的人学了回去不能成立一个科，但至少他们知道了风湿病人应该怎么处理。做一个好医生，就要一切为病人着想，病人病情有变化，你就得待在那儿。医生确实辛苦，但我无怨无悔。有人问我“下辈子再做医生好不好”，我说好，我愿意！